将军事纳入宪制考量，主要有关宪制的实践。

[10]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3页。具体说来，中国法律哲学使命的践履，不在于构划或者得到一个成型的具体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而在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各种可能性的思想与理论筹划的思想方法。

但是，法律哲学对人的法律生活进而是人的全部生活的哲学观照，不是、也不能是只对社会中的部分人的生活的观照，而是对社会的全体或者整体的人的生活的观照。邓正来教授说：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但是自与西方遭遇以降还没有成为一个‘主体性的中国。[13]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页。法律哲学本身就是对现实的人们的真实法律生活的哲学观照——对现实的人们的现实法律生活的哲学理解以及对现实的人们的未来的或者理想的法律生活的哲学想象——或者说思想建构。[8]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5页。

那么，就中国法学而言，中国法学学者思没思考、又提没提供他们自己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呢？邓正来教授说没有，他认为中国法学学者对这个问题是没有意识的、是不思的。与此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由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中国法学总体性的‘范失危机。《刑法》第2条规定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如果不是近年来法治的进步和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这些制度之恶的充分显露，如果不是日益强大的民意的推动，这些制度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例如，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俞江等三位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审查。然而，从法治的角度看，保护人民权利不能只是停留在法律宣言的层面上，也不能停留在宣告人民享有的具体权利上，尽管这很重要。三 公权力是国家机关拥有的对人民共同体事务的管理权，公权力机关与人民不具有平等的地位，因此公权力机关对人民权利的侵害，与来自私主体对人民权利的侵害就有很大的不同。

至于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妇女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这样的法律，更是旗帜鲜明地宣告以保护特定弱势群体的权利为使命。在民意的驱动下，2013年12月2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作出决定，这一制度终告废除。

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2003年6月国务院发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容遣送方告废止。二是因这些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范性司法解释受到损害的权利人能够获得赔偿。收容遣送制度和劳动教养制度从产生到废止，均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数以千万计的公民为此付出了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的沉重代价。在上述法律规定的基础上，1999年《合同法》关于违约责任的规定（第七章），使得违约救济制度臻于健全。

在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侵害特定人权利的救济方面，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建立了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国家赔偿等法律制度。即便是在改革开放后，由于公权力机关实施的具有普遍效力的立法、行政、司法行为侵害人民权利的现象也不在少见。德国《基本法》第93条第1款第4a项规定，任何人认为公权力机关侵犯个人基本权利或基本法规定的其他权利时，均可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讼。1990年《行政复议条例》（已为1999年《行政复议法》所取代）在诉讼途径外，为公民、法人权利的行政救济提供了又一途径。

利害关系人认为行政机关的条例违法或侵害了其自身利益，可在条例颁布后2个月内向行政法院提起越权之诉，请求撤销不合法的条例。一般来说，人民权利遭受侵害无非两种情形：一是来自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的侵害，如张三打伤了李四，A公司生产的有害食品造成消费者的损害。

进入21世纪以来，该制度之恶日益显露，人们纷纷谴责和呼吁废除这一制度。总体来看，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在权利的民事救济方面，已经实现了制度构建，未来的问题主要是如何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完善民事救济制度，切实发挥民事救济制度的效用，而不是由于制度缺失造成的体系补缺问题。

这些法律无不宣示其保护人民权利的宗旨、立场和态度。由此可见，当公权力机关作出的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行为侵害人民的权利时，我国现行法并没有相应的救济制度构建。这一制度至少应包括两点：一是使得涉嫌侵权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规范性司法解释能够得到及时纠正。与此不同的是，公权力机关侵害人民权利的情形，既可能是个案的，如非法征收、错捕、冤假错案，侵害的是特定人的权利，也可能是非个案的，而具有普遍性，如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机关发布的具有普遍效力的行政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非个案批复的规范性司法解释，由于这些文件对共同体成员具有普遍的适用效力，其对人民权利的侵害就不是个案的，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9条关于同命不同价的规定，各地政府有关商品房或汽车限购的政策，其正当性已备受质疑，但至今未得到有效纠正。上述国家的司法审查制度对于权利遭受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和行政机关作出的抽象行政行为侵害的受害人或可能遭受侵害的利害关系人提供了一条较为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

在法国，设有宪法委员会和行政法院负责司法审查，前者负责对议会制定的法律是否危险的审查，后者负责对行政机关的法规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的审查。就公权力机关侵害权利的个案情形而言，一般来说，只存在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不存在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侵害特定人权利的个案情形。

但是，当人民权利遭受来自公权力机关具有普遍效力的行为的侵害时，则明显缺乏相应的救济制度构建。我国自1978年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法制的不断进步，民事救济的法律，无论是实体法层面还是程序法层面，都有了显著的改观。

从程序法层面看，在诉讼救济程序方面，1982年制定了《民事诉讼法（试行）》，1991年制定了新的《民事诉讼法》，后者经过2007年和2012年两次修订，民事诉讼救济制度日趋完善。在实践中，这一制度背离了对教育和挽救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人的本意，逐渐演变成一非经正当程序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强制公民从事繁重劳动、造成被劳教人员非正常死亡的恶制度。

且不说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反右运动、四清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对人民权利的侵害，是那个特定时代高层滥用公权力造成的全民族的灾难性事件。至于《宪法》第10条关于二元土地所有制的规定，除了其时对土地所有权人的权利剥夺外，今天已经成为政府垄断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应，对农民集体土地实行强制征收的宪法依据，但迄今未见最高决策层和立法机关有纠正之意。至于像收容遣送、收容教育、劳动教养以及强征强拆这些在改革开放之前早已存在的制度，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其具有的侵害人民权利的真面目也渐渐显露出来，并招来恶法的骂名。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9条区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实行不同的赔偿标准（即所谓同命不同价），则构成对亿万农村居民权益的歧视。

1982年，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发布《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在侵权救济方面，1982年《商标法》、1984年《专利法》、1990年《著作权法》、1986年《民法通则》、2007年《物权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都对不同领域的侵权责任作了规定。

《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02条（复审权）规定，因行政机关行为致使其法定权利受到侵害的人，或受到在有关法律规定内的机关行为的不利影响或损害的人，均有权向法院提起司法复审。更为重要的是将权利保障落实到具体制度尤其是权利救济制度的构建上，建立和健全权利救济制度，在人民的权利遭受侵害时能够为其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

二是因这些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范性司法解释受到损害的权利人能够获得有效的赔偿。因此，人们也只见到媒体关于学者和民众提起违宪审查的建议，而未见有关机关对这些建议予以受理的后续行动。

2000年最高立法机关颁布的《立法法》专设一章适用与备案，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撤销事项，并规定除了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外，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这也是在上述公权力机关侵害人民权利的第二种情形下，人民权利无法获得有效救济的根本原因。2003年3月孙志刚事件的发生，导致公众舆论对这一制度的普遍谴责。而且，依据该法第704条还规定，不仅法律规定的可审查的行政行为，而且没有其他充分救济的行政机关的最终行为，都在司法审查范围内。

从实体法层面看，在违约救济方面，1981年《经济合同法》对违反经济合同的责任作了规定，1985年《涉外经济合同法》对涉外经济合同的违约责任作了规定，1986年《民法通则》对违约责任也作了专门规定。四 当公权力机关实施的对共同体成员具有普遍效力的行为侵害人民的权利时，受害的就不只是某个或若干特定人，而是该公权力行为效力所及的特定群体甚至全体人民。

从我国的法治实践来看，上述公权力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司法解释，并没能得到及时、有效地纠正，更谈不上对受害人的救济。但是，这一制度至少应该包括两个要点：一是使得公权力机关制定的涉嫌侵害人民权利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规范性司法解释能够得到及时的纠正。

法国宪法第61条规定，法律在公布前，可以由共和国总统、总理或者议会两院中任何一院的议长，或六十名国民议会或者参议院议员提交宪法委员会进行审查。六 源自西方国家的司法审查制度倍受我国学者的青睐，不少的宪法学者和行政法学者建议，我国应建立类似的违宪审查或司法审查制度，包括建立宪法法院和行政法院。